沐浴春风四十年——我和戏曲研究
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,犹如一股强劲的春风吹绿了大江南北。作为南戏故里、中国戏曲发祥地的温州戏剧界,举双臂迎来了这股暖流。真所谓“忽如一夜春风来”,封尘多年的瓯、越、昆、京及木偶戏等六大剧种,相继复苏,重现舞台,仿佛“千树万树梨花开”,顿现勃勃生机。当时我正在平阳鳌江一中执教语文,喜悦之余,即利用课余重拾一度中断了的“元曲”研究。从此,在这股催人奋进的春风沐浴中,历经从业余到专业、从书斋到田野等进程,范围则从“元曲”扩大至南戏、传奇与地方戏。其间为撰写拙著,大多从冷板凳上度过,一坐不觉四十年,至今依然乐坐不疲。
从业余到专业
1984年之前,我在鳌江一中边教语文,边研究戏曲。看似业余,其实二者并非完全剥离,因为高中语文收有《窦娥冤》《西厢记》《张生煮海》等元杂剧及《牡丹亭》等传奇名篇,要教好这些课文,也需要认真研究。我的《马致远〈汉宫秋〉释词补证》刊于《浙江学刊》1987年第6期。次年七月,调入浙江艺术研究所《中国戏曲志·浙江卷》编辑部,一年后被任命为编委兼责任编辑。从此,正式转入专业研究。
编纂戏曲志,是文化部于1983年下达给各省的紧迫任务,是跨国家“六五”、“七五”计划的“十大文艺集成志书”工程之一。戏曲历来无志,这次是破天荒,对我来说是千年难逢的好机会,成为我学术生涯的转折点。我有了下剧团体验生活的经历,到瓯剧及高腔院团体验生活。虽然时间不长,却让我过了一把彩排、开台、过台基、讨彩、扫台等演艺生涯之瘾,终身受益与难忘。编纂期间参加了全省戏曲大普查。这是新中国第一次,搜集散落各地的戏曲资料,包括手抄本、曲谱、剧照、面具、脸谱、服装、道具等。调查对象达2000余人,收集原始资料5000余万字,图片上万张,还有大量的音响资料,仿佛进入金山银山,珠光翠影,应接不睱,为日后的戏曲研究积累了大量史料。
从书斋到田野
古人治学提倡“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”,后者被人类学家称之为“田野调查”。到省志编辑部后,因为属于首次修志,没有任何“旧志”可参考,必须走出书斋,深入剧团或剧种的诞生地考查,在获取第一手资料之后才能着手编撰,否则成了无米之炊。以我承担的剧种“浙江目连戏”为例,曾先后到过绍兴、上虞、嵊州、开化、临安、东阳、永康、温州等地调查不下十次。
1985年10月我访问新昌县胡卜村目连班。这是浙江目连戏保存最好的村庄,不仅藏有明清传抄本,连旧时参加目连班演出的老艺人尚有多位健在。我多次到该村调查,除了记录胡奇中等老艺人的口述,摸清本村目连戏的来龙去脉外,还向他们要了传自明代的《目连救母记》手抄本,计“斋”、“僧”、“布”、“施”四卷(册),109出。同时还搜集到两本当年该村目连班演出的《总纲》手记,上列场次、出目、应工角色、演员名单等,有很高的研究价值。幸亏早去了一步,因引水工程之需,不久,整个村落均沉至水底,村民移散各地,早已不知去向。
多次田野调查,彻底改变了我的治学理念与方法,坚信只有走出书斋,深入实地考查,才能破解难题,获取真知。
从内地(大陆)到港台
改革开放的春雷,促使台海破冰、港澳回归,彼此启动文化交流,使我有机会走出去。1991年11月,我被中国台湾清华大学人文学院聘为研究员,参与代理院长王秋桂主持的“中国地方戏与仪式之研究”及“中国傩戏目连戏研究”两项计划,旨在探究中国戏曲之源。1996年6月,我又被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聘为研究员,参与该系曹本冶教授主持的“中国传统仪式音乐研究计划”,亦与戏曲音乐的渊源密切相关。期间,我多次赴港、台参加学术活动,作了多场学术讲座。认识了美、英、法、日等国的汉学家,学习他们的“田野调查”经验,对浙江地方戏进行全面调查,包括录像、录音、摄影等,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,出版了《浙江目连戏资料汇编》《温州平阳东岳观道教音乐研究》等16种著作。这些著作后来为温州及其他地区申报国家级“非遗”项目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改革开放的春风,在改变祖国面貌的同时,也改变我个人的命运与前途,从普通的中学教师成为戏曲研究学者,我著书已逾40种,其中《南戏遗存考论》等三种,分别获浙江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、二、三等奖;发表论文近200篇,有两篇获全国王国维戏曲论文奖一等奖。1988年被文化部评为“先进工作者”,1997年再次受到文化部表彰,颁发“文艺集成志书”编纂成果奖……沐浴春风四十年,我深感自己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,新时代的幸运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