山歌好比春江水(下)
曾祖父的另一面
在我印象里,曾祖父的形象是个九十几了还挑着粪挑去种地的、光亮的脑袋上顶着块毛巾的、寡言少语的憨厚老人,老实巴交,和和气气。我对他的事情一无所知,只记得小时候他买了一把塑料刀给我玩。我印象里,曾祖父和曾祖母感情很好,每次赶集总要给我曾祖母带一个烧饼回来。再就是老人家嗜辣,有一次炒了一碗朝天椒配饭,一边吃一边“嘶哈嘶哈”,问他辣不辣,老人家擦擦脑门上的汗,“不辣!”
村里人回忆起我曾祖父,总是说他是个“积德行善的人”,经历了战乱,村里多有无主荒坟,到了清明节,曾祖父除了扫自家的墓,也会去扫祭那些荒坟。
“至善、慈祥、朴实”,我对他的印象,仅此而已,直到前天父亲让我帮忙整理资料,我才知道我的曾祖父,原来还有另一面。
上世纪40年代,浙西南革命如火如荼,抗日、抗暴活动风起云涌,我们这个偏远的小山村,因地理位置突出,成为了远近闻名的革命村,李银通、傅振军(特委书记、处属游击支队政委)、李文辉(处属游击支队政治部主任、缙云县委书记)等便在我们村交通员的家里联络和发展革命,使得我们村和另两个革命据点(棲真寺、江西山后)遥相呼应,强化了雅江,石上、山坑、池岭等“六保联盟”的革命形势,为浙西南革命提供了支持。
在这样的背景下,李银通闹革命、打游击,组织了一支当时号称“十八弟兄”的骨干力量,进行了坚决的抗暴革命斗争,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剥削压迫。我的曾祖父胡岩云即是这“十八弟兄”之一,参加游击队,与李银通等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。
随着革命火种渐成燎原之势,我们的红色力量沿着括苍盐道,与大洋、界坑、永嘉等地的革命红旗汇聚到一起,为浙西南解放贡献了重要力量。
解放后,曾祖父解甲归田,默默无闻,做了一辈子农民,成为了我印象当中的那个老头。
他是我的家人
我从小就知道,村口有个烈士墓,至于烈士姓甚名谁,我却不知。问了我姐,我姐回忆她小时在村小读书,每到清明节,学校就会组织去村口给烈士扫墓,但烈士是谁,她也不太记得了。直到我在资料中看见“胡设申,1949年参加剿匪战斗后返回驻地途中遭到暗算,枪榴弹爆炸后牺牲。”
我问父亲,“这个胡设申是谁?怎么出现在我们家的资料里?”
父亲说,“他是我的堂伯,你应该叫堂伯祖。”
村口的烈士,到了今天我才知道他也是我的亲人,但是他的资料,却又仅此而已。
曾祖父没有和我说起过,祖父也没有,父亲也没有。碧草青青,清明又过去了,家里的老人也逐渐离去,许多事情还来不及询问就湮没在历史长河中。如果说我从他们身上继承了什么,我希望我继承的是朴实、真诚、无私,这也是我对新中国历史上那些曾经为了理想奋斗过而牺牲的、有名字的和没名字的先烈的敬意。
如今,这个小山村现在变得整洁、漂亮,河道的水清澈见底,游鱼成群,山风拂过枝头“呼呼”作响。在家的时候,我喜欢跑到山顶上张开了双臂,让风吹进我的怀抱。他们应该都变成了山间的风,或者变成了东山上的月光,但是仍在身边陪伴着。
写在后面的话
想写这篇文章很久了,对于文章中一些事情的整理,就像掸开桌子上的灰尘,刚开始是一个小点,慢慢的在心里扩张成一个区域,对于自己家的历史从星星点点的碎片蔓延成极有纵深的平原。这两年再回村里,总觉得村里美如画。有了平坦的水泥路,村里的年轻人都买了汽车,父亲又把房前的一块地捐了出来,做了停车场,到了年关就停满了汽车。屋旁的健身场地里一到天气好的时候就坐满了人,脸上总是笑意盈盈,看见许久未见的我总要拉住我嘘寒问暖。公路旁做了绿化,种了许多花,春天一来就姹紫嫣红的,家家户户的门口也搞了小花坛,种了许多以前没有见过的花儿。
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,我家算上已经故去的曾祖父和祖父,是四代党员。山村的发展也好,共和国的建设也好,我们都很荣幸地参与其中,为国家贡献了自己可以贡献的力量。想到去年回杭前,和母亲去地里挖野菜,“回杭州的车票买好了吗?”母亲从草窠里起身。“嗯。买好了。”我站直了身子,往高山上望去,山上被野火掠过的痕迹似张大的嘴,而与天交际处是大片大片的野樱花如云霞般开放着,整座高山继而又成了一张冲我慈笑的面容。
“山歌好比春江水,不怕滩险湾又多”,是啊,山歌好比春江水,不怕滩险弯又多。